（本文寫於2000年）
參、結語 在吳濁流的小說中，日治時期的台灣人，有被強迫的人格分裂症，對於國家的認同產生了人格分裂。中日戰爭爆發後，日本開始推動所謂的「皇民化運動」，其實就是在避免戰爭時，台灣人民面對同文同種的中國人民時，產生人格分裂，因此，有必要使台灣人完全忠於日本天皇，擁有一致的人格。吳濁流的「亞細亞的孤兒」一書中，對患此人格分裂症的主角胡志明做出了最淒然的描述，台灣人在台灣，被教導要成為一個日本國民，但是卻只能當日本的次等國民，1896年，日本據台的第二年，國會通過第63號法律，民間稱六三法，授予台灣總督最高的行政權利，台灣總督宛如台灣的皇帝，集行政權、司法權、立法權、軍權於一身，「六三法」一直施行到日本結束統治為止，代表台灣人的地位永遠低於日本人，所以用不同的法律來約束。台灣人到了日本，日本人歧視台灣人，同樣是國民，為何會有歧視，在日本的土地上爭取不到地位、待遇的平等。到了中國大陸，想要重回祖國的懷抱，卻發現山河變色，許多地方已經被是日本人所統治，即使走到中國政權統治的地方，卻被認為是漢奸、日本走狗，被特務跟蹤，不被信任。這時候的台灣人，是亞細亞的孤兒，日本人不疼，中國人不愛。
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投降後，台灣主權交到了同文同種的國民政府手中，國民政府派來的官員與軍隊，把台灣視為戰利品，以征服者的姿態對待台灣，認為台灣人是次等的，是被日本洗腦過後的奴民，急需大中國的思想來拯救，統治者心態與日本治台時如出一轍，不願與台灣人民平起平坐，成立的「台灣省行政長官公暑」，完全是日本台灣總督府的翻版，二二八事件中，以武裝軍隊對台灣知識份子大加摧殘，以穩固其統治者的地位，國民政府的統治政策，讓台灣人從歡天喜地、張燈結綵慶祝光復的歡樂心情，跌到了黑暗的谷底，大嘆「狗去豬來」。當時許多的台灣人民，原本一心嚮往重回祖國的懷抱，卻發現新政府不比日本政府好到那裡去，台灣人依舊只被當成國家的次等公民，在這一連串的挫折與不被認同後，台灣人民能不像吳濁流所撰寫的虛構角色一樣，產生人格分裂嗎？林獻堂這位當初不願穿和服、不願說日語的抗日領導者，為了逃避這樣的分裂人格，離開了台灣，旅居日本一直到過逝。吳念真紀念其父親所拍的傳記電影「多桑」，就顯示其父親對此的矛盾，電影裡的多桑跟孫女一同看中日對抗的球賽時，多桑肯定的認為中華隊一定會輸，日本什麼都強，以至於孫女罵他不知道自己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。 其實日本人在治理台灣時，也有人格分裂的問題，一方面認為大和民族是優秀的，故日本人與台灣人理應有著不同的差別待遇，一方面採取同化政策，大唱內地延長主義，極力想拉攏台灣人民，希望台灣人民能成為真正的日本人，這種兩面矛盾的政策註定無法長久經營台灣這塊土地。 日治時期的台灣社會教育，會十分注重愛國教育，以致與民間的教育呼聲相矛盾，或許是身為一個新統治者所不得不為的過程，國民政府遷台後，教育政策亦跟日本初據台時有相似之處，在社會上同樣重視愛國教育及識字教育，希望將台灣人民的中國民族意識及文化，再找回來，學校教育亦是積極使教育普及化，以歷史角度看來，日治時期要求高喊天皇萬歲，跟國民政府時期要求高喊蔣總統萬歲，其實並無太大差別，都是新統治者為來確保其政權能穩固的「馴化」教育。 參考書目 天下編輯 (1992)：發現台灣 (下)。台北市：天下雜誌。 朱啟華 (1993)：台灣社會教育之演進。徐南號編：台灣教育史。台北：師大書苑。 李筱峰 (1999)：台灣史100件大事 (上)。台北市：玉山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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